叶燮在《原诗》中论述诗歌创作时,明确地提出“以胸襟以为基”。但是对于“胸襟”的涵义,他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。本文从叶燮《原诗》对“志”的解释入手,阐述了“志”与胸襟的关系,“志”与情的关系,实际论及胸襟培养的途径和内涵。继而阐述叶燮对于胸襟的具体运用,即以胸襟为基,建立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发展论,并涉及诗歌批评论。
关键词《原诗》“志”“胸襟”

叶燮在《原诗·外篇上》中说“志也者,训诂为心之所之,在释氏,所谓种子也”。“心之所之”就是心中所想,这种解释也是“志”的最初意义。汉人赵岐注《孟子·公孙丑》,就将“志”释以“心所念虑”;郑玄注《礼记·学记》,也释为“心意所趣向”。所以,“诗言志”应当“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﹑意愿﹑感情的表现,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”[1]。叶燮这里所引佛家的说法,与之有着相同的方面。但是叶燮并没有抛弃“志”的一般含义,即志向思想。在叶燮看来,志向不仅为“心之所之”的升华,而且是形成胸襟的途径;不仅是胸襟中的重因素,而且能引发情愫。志作为志向思想的作用可谓巨大,但是每一次的发挥总离不开“心之所之”的作用,这也是叶燮没有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开来的原因。
一、“志”的根源意义
“志”作为志向思想具有理性精神的一面,它的涵义在先秦时就已被重视。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,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掩盖了“心之所之”的最初涵义。它在《原诗》中的表现,有“高卑﹑大小﹑远近之不同”[2]。叶燮《半园倡和诗序》说“诗言志,人各有志则各自为言。故达者有达者之志,穷者有穷者之志,所处异,则志不能不异,志异则言不能不异。”志有达者之志和穷者之志,二者皆为主体所处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不同所致,这说明“志的开拓扩充,却有待于人的后天认识活动”[3]。从识的方面来说,叶燮继承了先哲格物致知的思想。格物是“认识主体通过对物本身的认识从而达到对物之理的把握”[4],也包括对自我之性的把握。格物致知使主体对外界的认知有所提高,而识的提高也会推动主体的志向思想向更高的方向发展。“志”和识也就成了叶燮“胸襟”培养的两条途径。因为识的提高总归之于志的提高,所以胸襟的最主表现也在于志;虽然胸襟也包含着气度精神的一面,但志却是胸襟的最重因素。叶燮以诗人主体的志向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概括地说“志高则其言洁,志大则其辞弘,志远则其旨永。”叶燮将影响作品风格的原因归于志向思想,暗示了志在胸襟中的核心作用。
二、志能生情
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,“志”的最初涵义中不但包蕴着志向思想理性的一面,而且包蕴着情感意愿的一面,但历史文化使得二者渐渐分离,趋向两端。“到战国中期以后,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,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,‘志’的含义已逐渐扩大……作为人的思想﹑意愿﹑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”[5]。叶燮引述《虞书》“诗言志”,将志定义为心之所之,可见他所理解的“诗言志”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志向思想,同时也包括了情感的因素。从诗歌本质论角度说,这种观点是对我国古代最初的诗学思想的还原;从创作论角度说,它实现了创作动力“志”与“情”的融合。叶燮之所以看得如此深刻,不仅仅源于他吸收了佛家的“种子”思想,更重的是,他体味到了“志”特别是志向思想的触发作用,“志之发端,虽有高卑、大小﹑远近之不同;然有是志,而以我所云才﹑胆﹑识﹑力四语充之,则其仰观俯察,遇物触景之会,勃然而兴”[6],明确地阐发出了“志”对于情感的重意义。若无志向思想,心中便无寄托,徒面对春景烂漫﹑秋色萧凉,即使产生情愫,也会空洞纤弱,没有意义可言。这一点,叶燮在《蓼斋诗集序》中说得更明白“惟有志者,其胸中之所寄托,于身世阅历,凡得失愉戚必不与庸众人同,其视听步趋苟有所触于境,动于心,何一非吾躬忧患之所丛,感慨之所系乎!”有志者方有胸襟,方有寄托,遇物触景才有一己之思。龌龊污秽的内心,不会生发高尚的情操;狭隘好利的心胸,也难以激发深切的感情。
三、志对于胸襟的重意义
不同的志向会产生不同的胸襟,不同的胸襟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。《原诗》以杜甫和王羲之为例,说明了胸襟的不同“千古诗人推杜甫,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,无处不发其思君王﹑忧祸乱﹑悲时日﹑念友朋﹑吊古人﹑怀远道,凡欢愉﹑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,因遇得体,因题达情,因情敷句,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。”[7]杜甫志在济世,故胸怀黎民,心忧天下苍生,诗作也大多忧世之语。与杜甫相比较,王羲之则心怀生死之痛,宇宙缥缈之感,故《兰亭集序》便以时空荒凉的意蕴出现。从《原诗》看,叶燮推崇高洁远大的胸襟。这一点,他对陶渊明欣赏无以复加“陶潜胸次浩然,吐弃人间一切,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。”但是对于诗歌创作,叶燮仍推杜甫为“神”。虽然他坚持了自己“胸襟以为基”的原则,并“以胸襟为核心,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部分”[8],但仍没有夸大胸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,这也与他提倡的诗歌风格多样化相统一。
诗人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,而且有矢志创作的雄心壮志。在叶燮看来,这是决定一个诗人成就的内在动力。叶燮以杜甫为诗之神者,不仅在于看到了杜甫忧天下苍生的胸襟,而且在于他诗歌创作之志。为了实现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愿望,杜甫读书破万卷,深入钻研古今诗歌发展,其诗既学习汉魏的浑朴古雅,又学习六朝的辞藻秀丽,包源流,综正变;但他以敢于变的胸襟学习诗歌﹑创作诗歌,其诗作开创生新,有自家面目,无半点古人影子,成为后来学诗者的典范。谢榛《四溟诗话》道“赋诗有英雄气象。人不敢道,我则道之;人不肯为,我则为之;厉鬼不能夺其正,利剑不能折其刚。”谢榛所说的英雄气象,是指诗人创作时雄大宏壮的气魄和胆量,只有这种不肯依傍前人的胆量才能不为古人束缚。韩愈也是诗变的杰出人物,对于当时诗坛中的腐烂字句极为痛恨,倡导“陈言之务去”[9];苏轼之诗,“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”[10]。他们都以勇于创新的胆略和胸襟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,推动了诗歌潮流的发展。
在论述诗歌批评时,叶燮仍没有忽略胸襟的意义。他继承了刘勰《知音》篇批判“崇古贱今”的传统,指出赏诗者的态度应该公平客观,不因为某些诗人名气大,就不敢提意见;某人名气小,就好于指责。在批评标准上,他重视诗歌内容的标准,即诗歌是否抒发了诗人的志向胸襟,并以此批评了以一句一字绳人的俗儒。又以杜甫韩愈为例,指出鉴赏者应当有爱才之心,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,并给予鼓励,“如高适﹑岑参之才,远逊于杜;观甫赠寄高岑诸作,极其推崇赞叹。孟郊之才,不及韩愈远甚,而愈推高郊,至低头拜东野,愿郊为龙身为云,四方上下逐东野”[11]。鉴赏者在接受别人长处的同时,也会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和胸襟,有利于诗歌艺术的提高。出于对诗道不振的思考,叶燮深深地体会到了诗论家的责任。他严厉批评严羽等人由于自己诗学思想的狭隘,而锢蔽学诗者的耳目心思,使他们一味地陷于对古人诗的模仿之中,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识见,不能创作出成功的诗歌。

参考文献
[1][5]张少康.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[M].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[2][6][7][9][10][11]霍松林.原诗·一瓢诗话·说诗晬语[M].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.
[3]江裕斌.试论时燮的诗歌创作论——兼谈与王夫之的差异[J].重庆重庆师范大学学报,1990.
[4]吴建民.中国古代诗学原理[M].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
[8]石海光.“胸襟”《原诗》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[J].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,2008.